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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 岁。
2025 年,发生了太多事情。被上家公司恶意裁员,母亲经历了几次严重的健康问题,外公去世,拿到一个 Alberta 省医疗系统的合约工作。
裁员的事情之前有写过,就不过多赘述了,过去的就过去了。额外提一点,之后跟前公司的一位同事聊过,前老板在开除我之后,对所有人说,「如果 Yimeng 有什么需要,比如找你们要 reference,你们要给他。」
LMAO. Whatever.
毫无疑问外公的去世是今年最重要的事件。我写了一篇长文来纪念,不幸的是,博客之前所在的服务器跑路了,我并没有那篇长文的备份。真情实感的纪念并没法逐字复现,但还是在这里写点东西,算是弥补一下。
外公今年春天的时候检查到身体有一些情况,包括疑似有胰腺癌(因为没做活检,只做了影像,所以医生没有定性),以及胆管堵塞,于是先做了胆管堵塞的处理手术。跟外婆当时一样,术后出现了一系列术后综合征,最后于 5 月 26 日离世,享年 92 岁。
我在那篇纪念文章的开头写道:「外公走了。结束了孤独的晚年。」
五年前外婆离世,外公一直没能从打击中走出来,郁郁寡欢,没有精神。
由于母亲是加拿大的 PR,要定期坐「移民监」(而且当时的「移民监」马上要过期),所以她不得不赶紧回加拿大。因此舅舅就说把外公接回内蒙古包头,这样照应起来方便点。
说是照应,结果是送到了养老院。在养老院里,外公也是独来独往,除了吃饭,几乎不与其他老人互动。
他会用手机,会用微信,经常会跟母亲视频通话,但因为他耳背严重,经常听不到我母亲说什么。母亲也是个急性子,就对着视频大声吼叫。外公听不清,但是能知道母亲急了,就会在视频结束后,发一大段长文给母亲道歉。
每当这时,我就会在自己的屋子里流泪。2019 年回国时,外婆曾拉着我的手,独自在卧室里跟我说,说她最不放心的就是外公和母亲。母亲有我「拴着」,自然是能无微不至地照顾。可我根本就没办法照顾外公,更何况本来把照顾祖辈的责任传给孙辈,从客观的视角来看,已经是足够猎奇的了。
我给外公发了一些文字消息,大意就是,外婆也希望您能走出来,积极面对生活,这样她在天上也能放心。他给我回消息,说他知道,他也在努力走出来。
他没有。
于是他剩下的五年,就是养老院里没人陪伴的五年,一个人愈发觉得暴躁的五年,什么都听不到的五年,智力和记忆逐渐衰退的五年。
2023 年我回国探望他,在养老院里,拍下了这张照片。

外公去世的当天,我正好要准备一份面试——现在这份合约工作的第三轮面试。大概也是天意吧。
至此,我的祖辈四人,都走了。
对父母这一辈人而言,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,不再有人在他们前面替他们挡着,这下他们要直面属于他们自己的结局了。
对我而言也是,祖辈过世我不在身旁,但接下来我也要面对所有我们这一代的独生子女要面对的、独自照顾父母的重任了。
今年母亲有好几次尿出血的情况。她担心会像外婆一样是不好的情况,好在春天的检查是结石。年末出血的情况已经做过超声,跟春天的检查结果差不太多,但还是等专科医生的判断(约了在一月初的会诊)。
父亲跟母亲关系不好,而且父亲的英文水准还不如我,所以每次做各种妇科检查,都是我带着母亲去,跟人家征求许可让我进入检查室,检查时我会转身面向墙壁继续翻译。
专科医生对我说,「you're quite protective, huh」。我回答——
「It's not about being protective. It's a service, a personal care service.」
父亲今年过了 60 大寿。所谓「大寿」,也只是简单地办了一下,买了一些礼物。我还是夹在两人之间做缓冲,充当着谁也没意识到的那个不可或缺的出气筒。
说到新工作,很意外的,是 Alberta Health Services(现在归属于独立出来的 Health Shared Services),public sector(公职领域)。9 个月的合约,工资和福利都不错,至少比之前的收入要好太多。我做得也挺努力,至少组里是挺满意的,也口头表示会给我续约到 2027 年,但还没正式签续约合同,走一步看一步,希望能留下来。
因此下半年,日子慢慢地有了好转,有了额外的钱来存款、做一些事情,经济压力反而小了很多。
但上半年,被裁之后的每一天,度日如年。反复修改 portfolio 和简历、各种投工作,反复揣度是否要自己创业、自己创业的话要做什么。经济压力很大,拿着失业保险也没多少钱。
好在是挺过来了。
35 岁。是不能再被叫做「萌萌」的年纪了。
全世界除了父母,几乎没有人会记得我的生日。当然,也很早就对此释怀了。
经历了今年的跌宕起伏,我真的不想对明年有任何期待,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只希望家人和自己健康,希望能把回忆和情感在人间多延长一些年。
在此基础上,希望能认识一些新的朋友。这几年在 Calgary 变得很无聊,忙于工作家庭,现在远程上班甚至都很少出门,更别说有什么社交关系了。
此外,我一般是过公历生日的,12 月 27 日。但我的农历生日是 11 月 11 日,估计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单身的原因吧。
顺便,今年恢复了去年中断的捐款,为 Rainbow Railroad 捐了 CA$345。
我失业了。
2 月 6 日,正在办公室吃午饭的我,被告知雇佣关系终止的消息,理由是「not a good fit」。
就在一个月前的 annual review 上,所有的反馈都是正向的。没什么负面的反馈,最多就是「大家希望你能多发表观点」之类的。
收拾完工位所有的东西,交还了办公室钥匙和大楼门禁,开车回家。
失业第一周,我重新从零搭建了我的作品集网站 yimeng.ca ,并完成了 6 篇详细的 case studies,和 4 篇普通的 projects。
失业第二周,仔细地完成了对简历的编辑,以使其更符合我的应聘需求。
失业第三周,用 Figma Slides 完成了用来面试的 presentation deck 和演讲大纲,更详细地介绍两个 projects。
但与此同时,我也在想,是不是还要给别人打工,是不是要借此机会自己做。我可以做品牌,我可以做设计,我可以做网站,我比任何一个 agency 的要价都要低。
但与此同时,我也在想,是不是还要继续从事这个行业,是不是要做自媒体。比起做设计、做开发,大嘴巴哔哔那些扯淡的事儿,更符合我的兴趣。
没想好,还在想。
我一直都知道这份工作是不可持续的。公司里有两位 UX/UI designer,但两人的工作量一直在 50% 左右徘徊。我们经常在每天的早会里,说,「I don't have much on my plate.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anything.」
低质量的开发团队无法恰当地呈现我们的设计,因此我们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使设计更简单,更无聊。
就这样,开发团队还对设计指指点点,说这个不行,那个只能那样。
开发效率很低,每天要花一个半小时在工位上聊天,低质量的代码让项目一再拖延,那公司自然没资源接新的客户了。
无论是项目管理的问题,还是开发的问题,还是怎样——反正不是设计的问题。
在设计的每一步,我都有和开发及其他内部同事(如客户经理)沟通,以确保设计是可以被执行的,我也一再强调,如果有问题,请跟我说,我可以修改。
那在此基础上,开发同意了设计稿,内部其他同事同意了设计稿,客户同意了设计稿,那就没我的问题了。
项目出了事儿,那肯定不是我的问题。
这家公司去年开始实行「四天工作制」,说实话我是不同意的,虽然说,我也没什么立场同意不同意的。
但现实的情况就是,四天工作制,减少了工作时间、工作内容,也抹去了任何加薪、升职的诉求。
如果四天工作制是靠不断裁员才能维持,那这家公司如何才能存续?
每次裁员之后,老板都会召集所有人,在被裁者离开后,说一堆有的没的的坏话。
先不说被裁者到底做了什么,姑且认为他们说的都是对的,那他们的招聘过程,为什么就不能有效筛掉这样的人?
更何况并不总是对的。
这几个周,我尽量不去想,我被裁员的理由。
没有任何一次 360 review / annual review 可以支持这种裁员。
甚至没有任何一次 warning 或者类似的说法。
他们冠冕堂皇地说「we'd like to provide tools for you to grow」,那「tools」在哪儿呢?
然后听说了一些八卦,貌似公司新招入了一名 senior UX/UI designer,是去年招进来的 interactive director 的相识,也在 Vancouver 远程上班。
这下听懂了。
You can be a 1, or a 2, or whatever personality you want to be.
Just don't be an asshole.

萌萌小段 vol. 14
时过境迁
2019年6月22日,上海出发。
然后,四年零五个月。
1614天。
2023年11月22日,上海到达。
2023 年秋天确定了年末访问中国的计划,基本上的计划就是看望外公,祭奠外婆。疫情逐渐平息,回国的限制也基本解除,在卡尔加里这边也处于一个相对安定下来的状态……这个时间安排一下旅行,也是恰如其分。如果能见到一些许久未见的小伙伴,那就是锦上添花了。
事先有在朋友圈里提及回国的事情,但些许遗憾的是最终只约到了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,不过毕竟大家都很忙,特别是年末,所以已经很难得了。
11 月 21 日,从卡尔加里起飞,经温哥华转机,在北京时间次日下午抵达上海,入关也很顺利。第二天一大早匆匆赶往杭州,去见好友,呆了几天,聊了好多,玩了几局 FIFA,就飞往包头了。
这是我有记忆以来,第二次去包头。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,但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小学时去过一次,那次倒是记得。
这次在包头逗留了不到两周,基本上就是隔天去养老院看望一下外公。
90 岁高龄的外公,状态并不是很好,特别是精神状态和记忆力。同样一个问题,隔五分钟就会重新问一下。我是没有立场去不耐烦的,所以有问必答,哪怕是重复了数十遍。由于我母亲去年春夏之交提前回国看望外公,他逐渐熟悉了我母亲的探访和陪伴,知道母亲要跟我回加拿大,很是难过,觉得又是自己一个人了。这种哀怨的氛围笼罩在养老院的房间里,即使是晨早的阳光,透过窗户洒进来,也显得像是落日余晖。
离开包头之前舅舅从呼和浩特赶回来,带我和母亲去给外婆扫墓。子女二人在墓碑前哭了一遭,我忍住打转的眼泪和发酸的鼻子,低着头,沉默不语。
12 月 6 日从包头启程回加拿大,途径石家庄,上海,香港,温哥华,最终在 7 日抵达卡尔加里。
旅途上没发生太多有趣的事情,因此也没有什么 vlog 可以拍,唯一的感触就是,我离这里的一切都越来越远。「朋友」和「家人」变成了一个身份标签,而不是一种关系,生活轨迹的巨大差异淡化了感同身受的可能性;这个国家的运作方式,除了汉字之外,我一点儿都不熟悉。
即使没到暮年,偶尔也会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,回忆那些过去的种种。
然后发现,越是回忆,越是难受。
是时候 moving on 了。
萌萌小段 vol. 13
十年
时间回到 10 年前。
2013 年的 9 月 12 日。上午从青岛起飞,下午抵达香港。
第二天早上,再从香港出发,飞往多伦多。东八区飞向西五区,到达的时间还是 13 日。
从此,我正式移居到加拿大了。
加拿大的永久移民身份是在 2011 年拿到的,Steve Jobs 去世的当天抵达多伦多,办了落地签。但落地签办后就回中国了,并没有直接留下来,美其名曰「完成学业」,虽然我根本不记得我有主动去学到什么东西。
2013 年,「学业」完成。说实话,从济南回到烟台之后的那个夏天,我是一点记忆都没有了。只记得每天傍晚都去海边散步,偶尔收拾一下行李。
然后就出发了。
我带着对荒度了大学四年的满满愧疚抵达了多伦多。为自己辩护一下,对于那些我无法自发形成兴趣的东西,我一向是学不进去的。
但「落荒而逃」这个说法是不过分的。
逃离到一个没什么人认识我的地方,reset。
我没有提前申请学校。那小丑一般的大学成绩,能申请到才算见鬼了。也没有提前找工作,国内的教育经历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可。我不知道在这片大陆上会发生什么。
通过父亲的熟人介绍,以「慕道友」的身份加了一家华人教会。
问题在于,人们会因为你是「新来的」,试图强行把你拽入他们熟悉了多少年的一切,无论是文化习惯,还是社交圈子。
这很困难,就像是试图裸考 GMAT 一样困难。我对信仰没什么兴趣,社恐的性格又让我难以探索他们那些未知的习性。
慢慢地,我就不再参加教会活动了,婉拒了各种邀约。
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几乎是在家里度过的,因为我不敢走出家门。我不知道如何用地道的说法去 Tim Hortons 点咖啡。我不习惯少数族裔的英文口音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出去,要去做什么。再加上多伦多异常成熟的华人社群环境,更是几乎没什么要融入西方世界的必要了。
重置的只是人际关系,只是周遭环境。性格和人性是没办法重置的。
2013 年末的时候申请了当地的几家 college,想着先拿上两年本地的教育经验再说。参加各个 college 的考试,最终是选了 Seneca College 的 Interactive Media Design 专业,2014 年秋天入学。
反正之前在国内大学里也有一些简单的设计经验,对这些东西也很感兴趣,挺好的。
真要是评价 Seneca College 的教学质量,我只能说,大部分 professor 只是在告诉你「第一步点这里,第二步点这里」。至少我经历过的,只有一个 professor——也是我在 Seneca 这两年最喜欢的——会告诉你「你想解决什么,如何拆问这些问题,如何解决这些问题」。
在 Seneca College 的时光还是挺充实的,基本上就是,早上在一个多小时的公交通勤路上听着 Kiss FM 92.5 的 Roz & Mocha Show;上课仔细听讲、做笔记,还会提问一些额外的问题;在学校图书馆里做作业,承包下小组作业的 90% ;坐公交车回家,接着做作业。
这是我从初中毕业以来,第一次真正用心地去「学习」,而不是「能记多少算多少」的吊儿郎当。所以成绩也还不错,虚拟现实作品也被推荐到学校的网站上,那个喜欢的 professor 还推荐我到市中心的一家广告公司做实习。
在加拿大的这些年,前前后后干了好几份不同的工作。
在两家工厂里做过夜班的流水线工人。在一家「华人」广告公司做过超市的打折传单。在另一家「西人」广告公司做过关于物联网和虚拟现实的实习。在另一家「华人」广告公司做过平面设计、视频编辑、网站开发。在另一家「华人」广告公司做过平面设计、网站开发。在另一家「西人」广告公司做着网站用户体验设计、平面设计、视频剪辑。
这期间自己也会偶尔接一些私活。
除了最开始的流水线工作,之后的设计工作,都是那种不大的 creative agency,意味着即使合同上的职位是一件事,但实际上可能要去填别人的坑——更何况我的确能填坑。
我真的什么都会,而且还会的不算少。
但这也就带来了一个关于职业规划的问题,如何向上走的问题。
此外,本来在我这个专业领域的工作就不是很好找,因为相关专业应聘者过于饱和,再加上我偏执地使用「Yimeng」这个拼音名,而不是用「Raymond」这个被我废弃掉的英文名,找工作就更困难一些。
好在是目前所在的这家卡尔加里的公司并不在乎我用拼音名(而且人员构成也足够多元化),算是比较走运的应聘体验。
这些年在加拿大结识的朋友,大部分是在职场里认识的。还是挺幸运的,遇到一些自己觉得合得来的人。
多伦多是个大城市,「过高的房价」并不是这个城市的全部。
虽然我很宅,但是我也会一个人到处逛,探索多伦多的各个区域。
我会在 Art Gallery of Ontario 逛好几个小时,也会在 Ontario Place 傻傻地坐上一天。我会一家家地逛 Queen St. West 上的小店,也会在湖心岛上看飞机起起落落。
但我还是被「过高的房价」吓到了,相应的应对则是,西行,搬到落基山下的卡尔加里。
我一直觉得卡尔加里并不是很大,但某天突然了解到,从面积的角度讲,马德里只有卡尔加里面积的 75%,慕尼黑只有卡尔加里面积的 50%,和柏林的面积差不多。
卡尔加里是一个偏保守派的城市。我之前提到过,「我个人是中间偏左(这里指的是西方政治体系的左右)的政治立场,但在社交关系里面对的人,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,我并没有觉得我受到什么歧视,无论是白人黑人还是穆斯林都很得体。
我的感受是,我的确受到了『政治正确』的保护。即使是在偏保守的卡尔加里,同事也会主动和我提出公司要为『中国春节』举办一个小活动(公司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),城市里也有 LGBTQ 配色的人行道。」
我不是一个很乐观的人,总是生活在有意无意的悲观之中。
2020 年,随着疫情的来临,这种情绪愈发严重。
我辞去了上一份工作。母亲被骗走 60 万人民币。我第一次感染新冠。
加上其他的种种,我陷入较为严重的抑郁情绪,甚至频繁地有轻生的念头。
我没有从父母那里感觉到任何的支持。好的一面是,有几位朋友一直陪在身边开导我。
这也是搬到卡尔加里的原因之一,试图让各种情况变得好一些。
虽然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憎恶自己的存在,现在并没有主动想要轻生的念头,应该说是好一些了吧。
这就是我过去的十年。
很早就说要有入籍的打算,但其实一直拖着没办。
一方面是,入籍意味着进入中国需要办理签证手续。
另一方面是,我不知道自己对于「国家」的归属感有多强。
只不过是因为出行其他国家的便利,「获得加拿大护照」这件事还是有它的吸引力的。
我越来越感觉到,自己的归属感并不在「国家」这个概念上,而在自己所在的此时此刻和周围的人。
在卡尔加里买了房子,估计接下来的很长时间应该还是会在这里。
然后再多做点什么。
